当可持续发展成为估值的一个因素？

现行的经济体制的确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但是，它在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后果日益凸显，且不容忽视。因此，当今世界急需有能力去获取更好的结果、获得社会公平，并且使人类社会能够在自然允许的边界范围内继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初始概念，并将其呈现在了1973年的“达沃斯宣言”（Davos Manifesto）中。尽管如此，美国企业（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企业）近50年来一直奉行着“股东上”这一经典理论。

弗里德曼学说（Friedman Doctrine），也就是“股东上”（stockholder theory）的经典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关注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平等、医疗保健、教育和环境，而企业的职责则应是让财务利润较大化。该学说的假设是，政府能够利用政策和法规来妥善管理（企业和市场所产生的）社会和生态外部性。然而，这些外部性与工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加之难以避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这些外部性实则很难通过外部监管来实现全面管控。相反，企业实际上比任何第三方都清楚自己的运营可能产生哪些影响和结果。因此，在减少或防止企业行为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时，企业比政府拥有更有利的行动位置和方式——即调整自身的商业模式。

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这一不同的模式下，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是不容忽视的。企业将寻求创造较优的社会价值，将必须在进行决策时给予每一个利益相关方平等的考虑。时下对于“利益相关方”的一种诠释也将代际因素纳入了考虑，用一种更为长期的思维角度将社会和生态效应充分地结合。

但是，利益相关方模型（stakeholder model）在问责方面实有欠缺，因为它并没有为多目标管理的决策过程提供明确和更新的规定和指引（例如，员工和其他利益团体代表与董事会一起进行共同决策的这种正规机制已经被证明是僵化的。）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利益相关方的范围和数量会逐渐增加，因此，静态的正规机制将不再是优先的解决方案。

图1是由舍恩梅克和施拉玛德（Schramade）所提出的一种更具灵活性的综合评价方式。这一综合价值模型给予了社会和生态价值更清晰的位置，使得企业的决策更有可能落在合理边界之内——这意味着企业需要用一种新的运营模式和决策规则来平衡各种类型的价值，并应对必需的权衡。

拥有一个充满活力且健康运转的社会是商业能够长期运转的前提——这就是企业经营所需的“社会许可证”。这样的社会力量会迫使企业将自身的社会和生态外部性内部化（图2），而这一内部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的程度多少，就是企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决定。

如今，大多数投资者通常只对企业对社会和自然的依赖性感兴趣，会着重于分析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对于企业商业和财务价值的影响。但是，忽视企业对于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将会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因为这两者是相关联的：企业对于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往往也会影响它对于社会和自然的依赖程度。综合价值则可以对这两种关系进行综合评估。